[38]这种消极事实的证明具有一定的难度，从逻辑上讲，积极事实是唯一的，而消极事实却具有无限多样性。
[xlv]参见袁宝华：《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载《百年潮》2018年第4期，第10页。[iv]参见马岭：《对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修改建议》，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65页。
参见《建设两个文明的重要保证》，载《工人日报》1982年5月3日，第3版。其三，从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国家有能力、也有权力在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时代表企业，不存在剥夺企业自主权的问题。首先，国家、经营管理者、工会和劳动者自身，都是教育劳动者遵守劳动纪律的主体。…… [xv]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纲要》由政务院颁布，具有与行政法规相当的法律效力，而《条例》更是直接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且均未授权企业作出变通。
通过这些努力，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政治目标得到加强，而经济与民生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例如，宪法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为市场的自主调节和市场主体的私人自治创设了空间。其三，由于遵守劳动纪律是光荣和先进的表现，所以应当在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第42条第3款第3句）时纳入考量。
一方面，《纲要》和《条例》基本采用命令而非许可的行文方式，很少授权企业就如何执行纪律进行裁量。即便以未履行基本义务为由剥夺非基本权利，也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李勇、蒋清华著：《论公民的宪法义务——基于宪法的衡平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32页。彭真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具有法律强制的性质，但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提高自己作为主人翁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viii]换言之，在宪法看来，遵守劳动纪律是公民履行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
首先，遵守劳动纪律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第4条，各企业制定落实《纲要》的具体纪律规则时，需要双重审批，即经当地劳动行政机关审核后，报送直属上级管理单位批准实行。
并且从实然层面转入应然层面，探讨如何消解公民基本义务与宪法基本认知之间的张力。毛泽东还更加具体地要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遵循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反映在劳动纪律执行工作上，就是先教育、再处分、后转化的做法。将劳动纪律的制定和执行权基本归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违纪不仅是觉悟低下的表现，更构成违法甚至违宪。
[xvii]这一规定是现行宪法草案公布后增写的，反映出制宪者对于教育手段的重视。2020年，教育部出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要求通过教育让学生继承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感受并领悟勤勉敬业的劳动精神。[vii]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xxv]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关于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和对今后处理劳资案件的几点意见》（法行字第463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曾经规定，提高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第16条），就体现了政治目标对于经济目标的促进作用。提高觉悟预设了国家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这意味着违纪所反映的自由与纪律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是非问题。
私营企业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获得了《宪法》第11条的支撑，该条在1988年修正后宣示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主要是劳动者要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从而同时实现巩固政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目标。
参见孙谦、韩大元主编：《公民权利与义务：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65、402页。[xxxi]参见令狐安、孙桢主编：《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劳动工资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6页。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14日，第1版。敬业是对工作的专注态度，而一个不守纪律、散漫放纵的劳动者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专注的。事实上，所谓模糊与清晰是相对的概念，而模糊性也不仅存在于道德规范。[i]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涉及到国家、企业[ii]和劳动者三方主体，与《宪法》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第14条）、企业自主经营（第16、17条）、公民纪律教育（第24条）以及劳动权益和劳动态度（第42条）等规定关系密切，其落实状况影响到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等一系列重要宪法目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宪法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结点。
[iii]质疑的理由包括：遵守劳动纪律的要求并不适用于全体公民[iv]。[v]参见陆幸福：《公私领域分离与我国宪法再修改》，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学人之所以很少深究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怀疑这一义务、乃至全部公民基本义务入宪的正当性：如果公民基本义务与宪法的整体逻辑无法相容，在宪法上无从安放，那就该把它从宪法文本中删去，何必关心它的含义呢？具体而言，宪法如果是法律，就不应该规定公民的道德义务。（三）目标：政治、经济和民生的张力 遵守劳动纪律义务在现行宪法出台后的早期嬗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侧面。
现行宪法出台后，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新设了严厉程度与开除和除名相当的辞退制度。针对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以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为内容的新觉悟不仅丰富了敬业价值的内涵，而且将会起到凝聚新共识、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而历史也为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的正当性提供了佐证：包括这一义务在内的公民基本义务，并不会因为带有道德内容、调整私人关系而不宜入宪，且针对基本义务过度膨胀的风险也有应对之道。国家为什么要坚持以教育而非惩罚为执行劳动纪律的主要手段？基本原因在于，教育手段更加契合提高觉悟的目的。第二，效力高，允许企业变通的余地小。
规范基础已然牢固，下一步就是展开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规范内涵了。（二）内容：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 提高觉悟只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预期效果，而义务的内容并不止于此。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针对当时处分制度落实不力、企业处分权遭到质疑的问题，重申了企业拥有包括开除在内的处分权。到了民权运动时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了推动社会平等，一改从前的做法，竭力扩大宪法的约束范围。
这是宪法赋予遵守劳动纪律义务以崇高地位的原因所在。对于劳动者而言，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有利于自己从企业发展中获益。
[xlix]但是，这种担忧可以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措施加以缓解，其本身并不构成否定公民基本义务正当性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纲要》和《条例》本身的措辞也较为明确，缺少可供灵活解释的兜底条款，留给企业的解释空间不大。制宪时的设想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初心，但是宪法解释作业不能停留在1982年的原点不动，更不能把中国宪法上的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等同于斯大林宪法上的类似规定，以1936年的苏联经验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否则就会脱离宪法变迁的客观实际。我国城市经济改革的许多早期探索，例如劳动者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实现联动的工效挂钩，[xxxi]都是在承认和利用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利益不一致性的基础上作出的。
本文尝试填补上述缺憾，运用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中所形成的各种材料，建构关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该义务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意义。劳动者要根据谁的指示，如何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劳动者就会无所适从，义务的履行就无从谈起。
宪法要求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正当而且可行。2. 以企业为重心的权利配置 现行宪法实施以后，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逐步被理解为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获得了相应的宪法保护，其范围不断扩展，实现了权利配置重心由国家向企业的转移。
至此，国家在劳动纪律方面的权限被压缩到极致，权力配置的重心转移到了企业一边。[xlii]《现代汉语词典》对敬业的释义为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xliii]，与朱熹的理解基本一致。
